时光已流逝120年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什么

　　□ 吕文利

　　□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撰稿 马奔 石文忠

　　□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李静涛 王德民 王乐然 张忆耕

　　1894，耻辱的甲午年

　　12名舰长大多英勇杀敌，可悲的是，当权者将制海权拱手相让

　　120年前的春节，也是个甲午马年的新春，大清王朝的人们互相打躬作揖，说着拜年的吉祥话儿。可是爆竹声辞去了旧岁，欢笑声未必能迎来太平。正月初十，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暴动，虽然很快被镇压，但两个月后烽火再起，起义军席卷朝鲜。惊恐万状的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助。1894年6月6日前后，清政府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2500人在朝鲜牙山登陆。

　　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26年前，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力渐强，废除了以前西方列强迫使他们签下的不平等条约，开始学习西方的科技和制度。尤其是西方的“国民国家”理论和“国际法”体系，让他们大开眼界。千百年来，日本人只知道中国的“华夷秩序”理论，中国是“中华上国”，日本、朝鲜等都是“东夷藩国”；即使同是“夷人”的满洲人夺了中原政权，日本人也只能暗骂几句，但照样要受清王朝的约束。正当他们焦虑的时候，看到“国民国家”和“国际法”这套西方理论，这完全可以颠覆清王朝主张的“华夷秩序”。于是日本有了“欲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的企图，有了“脱亚入欧”论，有了建立“大东亚秩序”的野心。他们计划中的第一步，就是入侵朝鲜，再以朝鲜为跳板占领中国东北，从而打破千百年来的“华夷”尊卑。

　　清军入朝就是良机，日本政府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也向朝鲜大举派兵。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逼迫朝鲜“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7月25日，日本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清廷北洋舰队的“济远”“广乙”两舰，并击沉清廷租来的、向朝鲜运兵的英国商船“高升”号。由此，中日甲午战争爆发。8月1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

　　战争是在陆海两个战场进行的。9月15日的平壤之战是两国陆军第一次大兵团作战，清军约1.5万人，日方约1.6万人。战役中，虽有杰出将领左宝贵殊死抵抗，直至殉国，但由于李鸿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的作战方针，加上清军统帅叶志超弃城而逃，日军一天就攻下平壤。9月24日，清军全部退回中国境内。在海上，丰岛海战之后，又有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1895年1月30日至2月17日的威海卫海战。其中，黄海海战是关键一战，它决定了甲午海战、乃至整个甲午战争的胜负。

　　120年跌宕起伏的民族际遇，三个甲午年的国运变迁，就要从那一天黄海的硝烟中说起。1894年9月17日，海军提督丁汝昌和他手下12名管带(即舰长)面临勇与怯、战与逃、死与降的抉择。

　　海军提督丁汝昌，以“雁形阵”迎敌

　　自从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以来，形势一日比一日紧张，海军提督丁汝昌几乎夜不能寐。以李鸿章为首的当朝实权派，根本就没有打仗的准备，一味要求他“保船制敌”，不与日舰接触。难道堂堂的李中堂(对掌握宰相权力者的尊称)买回来这么多坚船利炮，只是为了吓唬日本人？这个念头丁汝昌只敢想，不敢问。因为李鸿章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是安徽庐江人，早年生活贫困，父母先后亡故，没办法参加了太平军，后来投降了湘军，再后来又划归李鸿章的淮军。因作战勇敢，屡次加官进爵，成了李鸿章的心腹。1888年，李鸿章创办北洋舰队，提拔他出任海军提督。对李鸿章，他只能言听计从。

　　丁汝昌也深知他手下的状况。北洋舰队的将领个个都是“大爷”，他们大部分是福建人，不听他这个安徽人的话；他们又多数出过洋，瞧不起他这个43岁“高龄”、陆军出身的提督，一个个七不服八不忿的。早年聘请了英国海军军官琅威理当副提督，情况还好点。琅威理严格按照英国海军的标准进行训练，在厕所中还命令打旗语训练，所以北洋舰队“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但后来琅威理被“定远”号管带刘步蟾等人欺负走了，从那以后，将领们纷纷携眷上岸，一到晚上，一船人得有一半跑到陆上去了。就在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之前，“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居然请求“开缺”(相当于辞职)，被李鸿章拒绝。李鸿章恐吓说，谁再提这样不靠谱的请求就处斩谁，才稳住局面。

　　上级不想战，下级不好管，丁汝昌这个海军最高将领就天天被人弹劾，说他贪生怕死。弹劾多了，李鸿章面子挂不住，只好电令丁汝昌出海巡航。8月25日，光绪皇帝也责令丁汝昌戴罪立功，“倘再不知奋勉，定当按律严惩，决不宽贷”。戴着这顶大帽子的丁汝昌，心情可想而知。

　　9月初，没出息的叶志超电请李鸿章增援平壤，李鸿章便电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送4000人乘船前往平壤。9月17日早晨，完成了护送任务的丁汝昌率10艘舰艇返航。此时，他的心情或许是轻松的，还让各舰进行了1小时的常规操练。但9点左右，瞭望哨发现，西南方向有黑烟，不久就发现伊东祐亨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他们已经在海上寻找北洋舰队多日。伊东祐亨命令日舰排成“单纵队”阵式，以第一游击队的“吉野”等4舰为前导，本队的“松岛”等6舰随后，并把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所乘的“西京丸”号以及“赤城”号转移到本队左侧，以避炮火。

　　反正要上战场了，横竖都是死，北洋舰队的“大爷”们反倒豁出去了，变得英勇起来。将领们盘算了一下：北洋舰队有10艘军舰，服役10年左右，总吨位为31366吨，除“定远”“镇远”为7335吨外，其他军舰在1300吨至2900吨之间，平均航速为15.5节；日本联合舰队有12艘军舰，其中6艘主力军舰刚服役两三年，总吨位为40881吨，除一艘炮舰为622吨外，其他军舰都在3000吨至4000余吨之间，平均为3407吨，平均航速为16.3节，其中第一游击队航速为19.54节。要比火炮，北洋舰队有100毫米以上口径炮45门，“定远”“镇远”还有8门305毫米口径主炮，胜在威力巨大；日本联合舰队则有105门，多是速射炮，胜在打击效率高。“我开巨炮一，敌可施快炮五”。这么算下来，双方互有优劣，北洋舰队有取胜的可能。

　　丁汝昌命令北洋舰队排出“雁行阵”迎敌。从横向看，“定远”号为旗舰，和“镇远”号组成第一小队，“致远”号和“靖远”号为第二小队，“来远”号和“经远”号为第三小队，“济远”号和“广甲”号为第四小队，“超勇”号和“扬威”号为第五小队，除第四小队外，每个小队都是一对姊妹舰。从纵向来看，“定远”号和“镇远”号居中，左翼依次为“靖远”号、“致远”号、“广甲”号、“济远”号，右翼为“来远”号、“经远”号、“超勇”号、“扬威”号。丁汝昌发出命令：各小队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以保持舰首向敌为基本的战术原则；各舰必须尽可能随同旗舰运动。

　　两支舰队越来越近，所有官兵都凝神静气，等待开战一刻。在接近到5300米时，旗舰“定远”号305毫米口径的主炮一声炮响，拉开了黄海海战的序幕，此时是1894年9月17日上午11点50分。但不幸的是，战斗打响不久，“定远”号就被日舰炮火击中，在“定远”号上督战的丁汝昌被震落至甲板负伤。“定远”号的信号装置也被摧毁，丧失了联络功能。战前，丁汝昌没有指定替代自己的指挥官和替代旗舰，此时，其他各舰的管带又无一主动接替，10艘舰艇只好各自为战。丁汝昌虽受重伤，但裹伤后一直坐在“定远”号甲板上，鼓励将士杀敌。

　　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最终北洋舰队毁了5艘战舰，即“致远”“经远”“超勇”“扬威”以及逃跑途中搁浅自毁的“广甲”，阵亡官兵600余人；日方只伤了“松岛”“赤城”“比睿”“西京丸”4艘军舰，阵亡官兵121人。黄海海战以日本胜利而告终。此次战败后，丁汝昌决心殉国。他派人把重要的海军文卷都送到烟台保管，并说：“惟有船没人尽而已。”

　　几个月后，威海卫海战打响。日军占据旅顺口军港，丁汝昌率北洋舰队的残部驶向威海卫军港。但进港时，“镇远”号不慎受伤，无法作战，使得北洋舰队处境更加艰难。日本人送来劝降书，丁汝昌置之不理，上交给李鸿章，只管率北洋舰队的残部战斗到最后一刻。在“定远”“来远”“扬威”“靖远”相继损失、援军无望的情况下，丁汝昌于1895年2月11日含恨吞鸦片自尽，时年59岁。3天后，清军向日本投降，伊东祐亨把北洋舰队的剩余军舰编入日本联合舰队，北洋舰队全军覆没。

　　丁汝昌为创建北洋舰队耗费了大量心力，作战勇敢，以身殉国，堪称英雄一生。惟有不能严格约束属下，致使管理混乱，是其失职。除了没有指定替代指挥官和替代旗舰外，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还有一个可怕的失误：当“济远”等舰驶离战场时，竟然都没给其他舰发出任何信号，身为总指挥的丁汝昌根本不知道这些军舰去哪里了。因此，纵然官兵奋勇杀敌，也只落得被日舰各个击破的下场。后来回顾战事，人们发现，只有“济远”“广甲”是真正逃跑的，一路向西北逃往大连湾；而跟在它们后面驶向大鹿岛的“靖远”“经远”“来远”以及驶向北方的“平远”“广丙”，都只是因为受伤，需要撤离自救，然后相继回归战场。结果，日本第一游击队轻而易举追上落单的“经远”，连续开炮，将“经远”击沉。直到损失惨重时，“靖远”号管带叶祖珪才想起来升督旗，召集其他军舰归队，但为时已晚。

　　“定远”号刘步蟾：“苟丧舰，将自裁”

　　当旗舰“定远”号放出第一炮时，和海军提督丁汝昌一起站在舰桥上的，正是“定远”号管带刘步蟾。当时，“准备作战”的命令已经下达，全舰一片寂静，一名军官已经登上舰艇的桅楼，用六分仪测量日舰的距离，炮手根据他的测量结果，不断降低照尺，准备开炮。6000米、5600米、5500米、5400米、5300米，“放！”刘步蟾一声令下，“定远”号开出了第一炮。

　　刘步蟾选择此时开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北洋舰队的战舰大炮口径大多在200毫米以上，“打足可及十八里(9000米)，若打十里(5000米)内极准”，“定远”的大炮口径更在300毫米以上。而日方的战舰以轻炮为主，有效射程在3000米左右。刘步蟾选择在5000米左右率先开炮，能够争取主动。可惜的是，“定远”发出的第一枚炮弹并没有击中敌舰“吉野”，只落在船舷侧面。“定远”赶紧修正瞄准，准确度大为提高，两三分钟后，发出的一炮击中了“吉野”，杀伤官兵11人，且引起火灾。或许正是这一炮，使得以“吉野”为首的日本第一游击队不敢与“定远”“镇远”对峙，转而攻击北洋舰队薄弱的右翼，并全力追击受伤的“经远”。

　　在北洋舰队的“雁形阵”中，“定远”号就像是V字那尖尖的一点。刘步蟾率领着“定远”号，像一把尖刀，把日舰切割成两部分，使其首尾不能相顾。但“定远”号本身也暴露出来。当日本旗舰“松岛”号行驶到距离北洋舰队3500米时，日舰开始猛烈发炮还击，“定远”号中炮，丁汝昌受重伤。危机时刻，刘步蟾代丁汝昌督战。13时14分，日方“比睿”号恰好落入“定远”“镇远”的攻击范围里，“比睿”号试图避开这两支主力舰，从“定远”等战舰的中间穿过去，但刘步蟾没给它机会，一发炮弹直入“比睿”号右舷的舰长室，在击穿舰长室后，又打进士官室，造成17名官兵死亡，32人负伤。“比睿”号虽然侥幸逃出北洋舰队的炮火网，但后部舱面大火蔓延，浓烟滚滚，无法再战，只得向南驶离。

　　在击中“比睿”号11分钟后，“定远”号又击中了“比睿”号左后方“赤城”号的炮墩，2名炮手被打死，弹片打穿了正在观看海图的舰长坂元八太郎的头部，鲜血溅在海图台上，染红了罗盘针。此后，“赤城”号接连中炮，船上军官几乎非死即伤。日方第一游击队赶来救援，“赤城”号才逃出战列。

　　“比睿”号、“赤城”号都跑掉后，后面的“西京丸”号暴露出来。14时22分，“定远”号的大炮击中了“西京丸”号右舷的机械室后部，并打穿上甲板，使蒸汽舵机失效。“西京丸”号被迫挂出“我舵故障”的信号，靠人力掌舵，勉强航行。北洋舰队穷追不舍，坐在“西京丸”号上的大人物——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和其他6名将校都以为要玩完了，“相对默默”。28分钟后，“西京丸”号才跑出作战海域，侥幸逃走，日本人认为这是“天佑奇迹”。

　　15时04分，“定远”号又中一炮，“舰腹起火，火焰从炮弹炸开的洞口喷出，洞口宛如一个喷火口，火势极为猛烈”，刘步蟾一面组织人力灭火，一面继续发炮攻击。这时，日方第一游击队向“定远”号扑来，多亏邓世昌率领“致远”号驶到“定远”号的前面，“定远”号才有时间组织人力扑灭大火，转危为安。但“致远”号却付出了重伤沉没的代价。

　　打到下午4点多，“致远”“超勇”二舰沉没，“济远”“广甲”二舰逃跑，“扬威”重伤，“靖远”“来远”“经远”三舰因负伤起火暂时驶离自救，只剩下“定远”和“镇远”在顽强战斗；日本方面，“比睿”“赤城”“西京丸”3舰退走，第一游击队4舰追击伤重退出的北洋舰只，还剩下5舰。以二敌五，北洋舰队处境愈发艰难。刘步蟾镇定自若，指挥调度，与“镇远”号相互配合。“定远”号士兵后来说：“刘船主有胆量，有能耐，全船没有一个孬种！”战到最后，“定远”号只剩3炮，“镇远”号只剩2炮。到下午5点，“靖远”“来远”修好归队，附近海域的“平远”“广丙”也赶来增援，眼看北洋舰队的声势又壮大了，伊东祐亨立即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甚至等不及与第一游击队会合，就向南退走。因为日舰速度快，北洋舰队追不上，只好作罢。

　　刘步蟾天生有种追求第一的性格。他1852年出生于福建侯官(今福州)，1866年，清政府设立第一所海军学校福建船政学堂，刘步蟾于1867年入学，1872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876年，在福州船政局组织的第一批赴英留学生中，他的成绩又是第一名。连英国远东舰队司令都看好这个小伙子，说他“涉猎西学，功深伏案”。1879年回国后，刘步蟾把留学心得写成《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呈递给李鸿章，提出中国发展海军，“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深得李鸿章赞许。

　　刘步蟾30岁那年，清政府在德国定制了“定远”和“镇远”两艘姊妹舰，排水量为7335吨，是当时世界上的巨型铁甲战舰。刘步蟾被派去德国“协驾”。他第一眼看到“定远”时，就爱上了它。1885年秋天，刘步蟾驾驶“定远”回到天津，立即被任命为“定远”号管带，赏“强勇巴图鲁”称号。“巴图鲁”是蒙古语，与今天的著名篮球队员“巴特尔”的名字一样，都是“英雄”之意。北洋舰队成立后，刘步蟾为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刘步蟾立下了“苟丧舰，将自裁”的誓言。

　　1895年2月5日，日本鱼雷艇队偷袭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屹立不倒的“定远”号被鱼雷击中。10日，北洋舰队在日军包围下弹尽粮绝，为免“定远”号被日军夺走，刘步蟾含泪下令炸沉“定远”号，并于当晚吞大烟自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镇远”号林泰曾，“胆小”的“宝刀”

　　在9月17日的“雁形阵”中，“镇远”号位于“定远”号右侧稍后的位置，既是主力前锋，又可以保护旗舰。管带林泰曾和刘步蟾是同乡，家世显赫，祖父是林则徐胞弟，林泰曾管林则徐的女婿、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叫姑丈。他在1877年赴英国留学，1881年再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二舰，回国后升为参将，加“果勇巴图鲁”称号。北洋舰队成军后，他成为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是一颗耀眼的海军之星。

　　但李鸿章对这颗“将星”的印象非常不好。1894年6月25日，正在朝鲜仁川帮忙“壮军胆”的林泰曾奉命率“镇远”号调往牙山，听说日军又有5000人快要到仁川了，就急忙拍电报给李鸿章，请求“后路速备海军大队，并请调南洋军舰来北洋”，李鸿章大怒，认为他“胆怯张皇”。但碰巧电报不通，李鸿章、丁汝昌的指示无法传达给林泰曾。但日本的确在源源不断地向仁川增兵，为一探究竟，林泰曾于6月29日又率“镇远”“平远”二舰赴仁川视察，于是就迎面遇到了送完日本大兵、准备回国的日本“浪速”号，其舰长是东乡平八郎。东乡平八郎在英国待了8年，林泰曾在英国待了3年，都知道对方是熟悉世界海军战术的“牛人”。当他们远远认出对方的军舰后，都不由心中一紧，让官兵做好战斗准备。两舰擦肩而过时，东乡平八郎没有下令开火，而是下令按照对待外国将官的礼仪，吹响礼号。但林泰曾从东乡平八郎的眼神里感到，战争在所难免了。

　　第二天，林泰曾还没等到李鸿章、丁汝昌回电，他判断，如果日本先开战，“我(军)力顾仁川、牙山两处，兵力单薄散漫，必致受损。若遭不测，后路兵力更希单，大局必不堪设想”。在征得驻朝官员袁世凯、叶志超的同意后，林泰曾决定返航。

　　看到林泰曾擅自回来了，李鸿章更怒，给他扣上了“仁川畏日遁走”的大帽子。再加上林泰曾突然请求辞职，李鸿章认定他是个“胆小”之徒。

　　没想到，在黄海海战开始前，正是这个“胆小”之徒，下令卸除“镇远”号舢板，自断退路，“舰存与存，舰亡与亡”。黄海海战中，又是这个“胆小”之徒，在各舰受伤、各自为战的混乱时刻，贯彻了丁汝昌的指令，始终指挥“镇远”号跟随在旗舰“定远”号左右。当时，日本旗舰“松岛”号发射炮弹，击中了“镇远”号的前部，大火蔓延。但是，当“定远”号中弹起火后，“镇远”号仍驶到“定远”号前面，与“致远”号一起抵御日舰炮火，为“定远”号救火赢得了时间。随后，“镇远”“定远”一齐发射305毫米口径的巨炮，其中一枚成功命中“松岛”号，引起甲板上的弹药大爆炸，顿时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松岛”号被一片火海笼罩，死伤84人。坐镇“松岛”号的日方指挥官伊东祐亨一边指挥灭火，一边把军乐队赶上来充当炮手。

　　40分钟后，大火虽然被扑灭，但船上都烧毁得差不多了，无法再作战。于是，“松岛”号发出了“各舰随意运动”的信号，此后不久，又发出令各舰归队的信号。原来，伊东祐亨见暮色降临，再继续作战不利于保持队形，也怕遭受北洋舰队鱼雷艇的攻击，再加上北洋舰队各舰纷纷归队，声势壮大，故决定结束战斗，率本队向东南方向退却。“镇远”“定远”紧追不舍。

　　“镇远”号船员马吉芬回忆，追到相距二三海里时，日方5舰回头迎战，“炮战之猛烈，当以此时为最。然而，镇远射出六吋弹(150毫米口径)百四十八发，弹药告竭，仅余十二吋炮钢铁弹二十五发，而榴弹已无一弹矣。定远亦陷于同一困境。”后来，据日方统计，“镇远”号中220弹，比“定远”号还多中60余弹。眼光毒辣的日本人早就认为林泰曾是中国海军的“宝刀”，看来是名不虚传。清政府也授予林泰曾“霍伽助巴图鲁”的称号，意为“快手英雄”。

　　不幸的是，1894年11月14日清晨，“镇远”号巡游渤海返回威海卫军港时，遇到落潮，不慎触礁，底板撞出好几处裂缝，海水立即涌进来，“镇远”号失去了作战能力。林泰曾痛不欲生，他想起了黄海海战中战死的兄弟们，想起了骂他“畏日遁走”的上司们，想起了朝廷中说他“胆小”的官员们。他还有太多的事需要“镇远”号去做、去证明自己，可“镇远”号却不能出海作战了。他更觉得失误触礁愧对国家。两天后，他吞大烟自尽。

　　“致远”号邓世昌，“有公足壮海军威”

　　在北洋舰队的12名管带中，丁汝昌一直对来自广东番禺一个农民家庭的邓世昌关照有加，只因邓世昌是各舰中唯一的非闽籍汉族军官，同为非闽籍的丁汝昌视他为心腹。 1894年8月，黄海海战前夕，丁汝昌被勒令戴罪立功，邓世昌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沉重。

　　此时，邓世昌自己也在接受审查，原因是他“鞭打士兵致死”。他本来就是个比较鲁莽的人，“致远”号的事故率在各舰中最高，士兵们早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邓半吊子”。

　　另外，家事也让邓世昌牵挂。他的小妾何氏已经身怀六甲，当他得知要随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去朝鲜时，他就预感凶多吉少，开始担忧自己有没有命看到孩子出世。临行前，他把一枚平时珍爱的印章交给家人，上面刻着“正卿书章”(正卿是他的字)，以示诀别。

　　所以，1894年9月17日上午9点，当邓世昌站在黄海海面上时，他的心绪是烦乱的。但随即，看到海面上的黑烟，他的眉头皱了起来：日本军舰果然来了。他又转头看了一眼旗舰“定远”号，已经发出“立即起锚”的信号，他立刻放下这些纷乱的思绪，按照丁汝昌的指挥，和“靖远”号列成第二小队迎敌。

　　“致远”号排水量为2300吨，航速18节，配有210毫米口径主炮3门，152毫米口径副炮2门，由英国制造，1887年开始服役。其吨位、档次都低于第三小队的“来远” 和“经远”，但航速和“靖远”一样，是这些战舰中最高的。这决定了邓世昌后来的战略部署。

　　“致远”号面对日方实力较弱的“比睿”“赤城”“西京丸”等舰。邓世昌指挥军舰“冲锋直前”，“击中日舰甚多”，日军旗舰中弹起火。这时，邓世昌看到“定远”号中弹起火，日本第一游击队借机扑去。他担心“定远”号出事，军心就会摇动，于是，他挂出大旗，驶到“定远”号前方，吸引敌人主力。“致远”号很快成为众矢之的，多处中弹。邓世昌一面指挥救火，一面发炮迎击。弹药很快消耗殆尽。邓世昌冷静分析形势，决定利用“致远”号航行快、舰首有冲角的优点，撞击第一游击队主力“吉野”号。

　　这仿照的是1866年的利萨海战。当时，奥地利的旗舰撞击意大利的装甲舰，成功击沉该舰，舰上400多人沉没，此举决定了奥地利在这场海战中的胜利。邓世昌非常熟悉这一案例，而且他了解“吉野”号的特点：装甲较薄，一旦撞上，就可以将其撞沉。邓世昌登上指挥台，对大家说：“吾辈从公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奚纷纷为？！”在他的动员下，官兵们不再害怕，高喊“撞沉吉野！撞沉吉野！”一时间声势震天。可惜天不佑人，眼看开足马力的“致远”号就要撞上“吉野”号，却被对方炮火击中，“船遂左倾，顷刻沉没”，邓世昌和全舰官兵落入水中。邓世昌看着快速下沉的“致远”号，激愤不已，拒绝别人的救援，并大声喊道：“我立志杀敌报国，今死于海，义也，何求生为！”一同落水的爱犬叼住他的发辫不让他下沉。邓世昌无奈之下，奋力把爱犬按入海中，含恨自沉，时年45岁。

　　邓世昌在战场上的抉择吸引了敌军主力，保护了主力舰“定远”“镇远”。邓世昌死后，据传光绪皇帝为他垂泪撰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公足壮海军威”，并赐给邓母一块“教子有方”大匾，拨给邓家10万两白银以示抚恤。199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命名新式远洋综合训练舰为“世昌”舰，以此纪念邓世昌的风骨气节。

　　“靖远”号叶祖珪，“朴诚可用”

　　“靖远”号与“致远”号同为英国生产，“靖远”号的管带正是当年赴英接收其回国的叶祖珪。1852年出生在福建闽侯的叶祖珪，从小就“端重有大志”，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毕业时，与其他同学联名给英国老师写信告别：“(学)生等愿尽所能为国效劳……我们和你分别，虽觉难过，但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在次要的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1877年，作为船政学堂的首批留学生，叶祖珪赴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海军战术等科目，后在英国军舰上实习。3年期满后，得到了“洋监督”极高的评价：“勤敏颖悟，历练甚精，堪胜管驾官之任。”与他同船实习的英国王太子敬重他的为人，临别时脱下蓝色宝石外镶金刚钻的戒指相赠。

　　1894年9月17日，“靖远”号排在“定远”号左边第一舰的位置上，与“致远”号一同负责进攻及掩护旗舰的任务。战斗打响后，“靖远”号英勇奋战，到15时，已中弹累累，火势蔓延，便与“来远”号、“经远”号驶往大鹿岛抢修，17时再返回作战海域。这时，“定远”号桅楼被毁，已无法指挥，叶祖珪在帮带大副刘冠雄的建议下，代替旗舰升起督旗，召集其他战舰归队，北洋舰队的声势重新振作起来。伊东祐亨一看情况不妙，遂发出“停止战斗”的信号，迅速退走，叶祖珪等人追赶不及，返回旅顺，黄海海战结束。

　　战后，清廷考核北洋将领，对叶祖珪的评语是“朴诚可用”。1895年2月9日，威海卫海战爆发，在“定远”“镇远”受损的情况下，丁汝昌下令以“靖远”号作为旗舰，与日军血战。遗憾的是，“靖远”号被击中要害，逐渐下沉。丁汝昌和叶祖珪要追随牺牲在黄海的兄弟们，与船共同沉没，被水手们救上小轮船。眼看“靖远”号搁浅，为避免被日军夺走，北洋舰队于第二天将它炸沉。

　　1899年，清政府重建北洋舰队时，叶祖珪被重新起用，出任北洋舰队统领。1905年，叶祖珪任总理南北洋海军兼广东水师提督。当年夏天，他在巡视途中，因连日劳累过度又感染伤寒，在军中病逝。

　　邱宝仁“令人大奇”，林永升“死事最烈”

　　“来远”“经远”由德国制造，管带分别是邱宝仁与林永升，两人都是在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的。1887年，邱宝仁等在赴德国接收“来远”“靖远”“经远”“致远”4舰以及“左一”鱼雷舰回国的途中，身兼两职，同时担任“来远”和“左一”鱼雷艇的管带，远涉重洋数万里，为清廷节省了不少费用，“不特中国水师向未所经，亦为外洋各国所罕有。沿途叠遇风滔，异常险恶，竟能出其死力，得保无虞，实属胆智过人，较之同往接舰各员事难功倍”。清廷破例将邱宝仁由五品官升到三品官，并加“劲勇巴图鲁”称号。

　　和邱宝仁一起赴德国接收舰艇“经远”号的，就是林永升。林永升从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曾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英国教官给他的结业评语是，“于行军布阵及一切战法，无不谙练”。林永升为人淳厚善良，性格温和，待人接物唯恐伤害了人家，从不在众人面前斥责部下，对部下关怀备至，所以部属“乐为之死也”。

　　黄海海战打响后，“来远”“经远”奋勇迎战。14时15分，日方“赤城”号已伤痕累累，舰长毙命，这时，“来远”号在其后方200米处发炮，再次击中其舰桥，将代理舰长佐藤铁太郎炸伤。5分钟后，“赤城”号施放尾炮，击中“来远”号前甲板，乘机逃脱。不久，“来远”号中弹200多发，后机器室也燃起大火。不得已，邱宝仁将通风管密闭起来。舱内人员在高温下，仍有条不紊地工作，靠通风管和上甲板的人传话。

　　“经远”号也是大火蔓延，伤痕累累。在驶往大鹿岛途中，又遭到日本第一游击队4舰的追击。16时48分，“吉野”号在距离“经远”号2500米处开炮，林永升临危不乱，指挥将士抵抗，“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无奈，受伤的“经远”号以一敌四，林永升被弹片击中，“破脑而亡”。此后，帮带大副陈荣、二副陈京莹接替指挥，也都先后战死。17时30分，“经远”号被日舰轰得“船身破裂”，沉没海底。由于林永升“争先猛进，死事最烈”，清政府以提督的身份追封他，还追赠他太子少保等一大堆名衔。

　　正是由于“经远”号牵制了第一游击队4舰，使得“靖远”“来远”二舰得以驶向大鹿岛，扑灭大火，进行自救。正当第一游击队要去追击“靖远”“来远”时，伊东祐亨见暮色降临，且本队各舰受伤严重，于是对第一游击队发出“返回”信号。“靖远”“来远”看到第一游击队退走，连忙向主战场的“定远”“镇远”驶去，加以增援。后来，据日方统计，“来远”号在黄海海战中中炮最多，有225弹。但在如此重伤的情况下，“来远”号竟能坚持到战斗结束，中西方人士“无不大奇之”。可惜，在1895年2月的威海卫海战中，“来远”号没能再创奇迹，日本用鱼雷艇偷袭“来远”号，舰身倾覆，邱宝仁被救上刘公岛。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邱宝仁被革职，不久病逝。

　　黄建勋、林履中，用弱舰牵制敌人主力

　　在丁汝昌排出的“雁形阵”中，最弱的环节就是“超勇”“扬威”，它们由英国生产，已经服役13年，是各舰中最“年迈”的。它们的管带分别为黄建勋、林履中。两人虽是首批留英的同学，但资质大不相同。黄建勋是一帮同学中最平庸的，当别的同学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总兵、管带时，他还是个参将，好在他为人慷慨仗义，跟手下兄弟们相处得很好；林履中则次次考试都得“优等”，很快就得到升迁。不过，无论平庸还是聪明，在1894年9月17日这一天，他们心里都知道，主帅丁汝昌更知道——他们带着最薄弱的战舰，列在最后一个小队，本身就有保护之意。

　　日方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在战场上，“超勇”“扬威”在最右翼，恰好面对日本舰队第一游击队的“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主力舰。它们畏惧“定远”“镇远”，所以在两军接近时，突然加速、发炮，从“定远”“镇远”的前面夺路进发，扑向右翼的“超勇”“扬威”，并发炮攻击。“超勇”“扬威”二舰奋力还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一颗炮弹打中了“吉野”号，并引发火灾；“高千穗”号也中了好几炮，火药库附近的军官室被击穿，8寸多厚的钢板上打穿了3个大洞，弹丸四处飞扬；“秋津洲”号的第五号炮座也被打中。

　　但是，“超勇”“扬威”自身的伤亡更加惨重。“超勇”号是木质舰身，舱内起火，无法施救，不久就开始倾斜，海水淹没甲板，官兵纷纷落水，管带黄建勋落水后，恨不能杀敌，一心求死。这时，“左一”号鱼雷艇赶了过来，抛出长绳向他施救，但他死意已决，不肯接受救援。“扬威”号也开始倾斜，只得驶离战场，在岸边搁浅，士兵们纷纷跳水逃生，管带林履中则愤然投海自尽。此时，两人都只有42岁。

　　“超勇”“扬威”牵制了敌军的主力，使主力战舰“定远”“镇远”能够全力攻击日本的弱舰“比睿”“赤城”，从而重创二舰。这是黄建勋和林履中立下的战功。后来，清政府以较高待遇优恤两人，其子孙世袭爵位。

　　李和、程璧光，后发制人的“替补队员”

　　1894年9月17日这天，从朝鲜返航、与日本舰队狭路相逢的北洋舰队，本身只有10艘舰。而“平远”“广丙”二舰正在附近的大东沟港口担任警戒任务。战端一起，旗舰“定远”号发出信号，召唤它们驶向战斗海域。当“超勇”号沉没、“扬威”号搁浅后，“平远”号和“广丙”号及时赶到战场上。这样，北洋舰队仍然保持10艘战舰的规模。

　　和其他德国、英国制造的“洋战舰”不同，“平远”“广丙”是土生土长的国产舰。“平远”号的航速为11节，是参战军舰中最慢的，管带是李和。“广丙”号原本是广东水师的，1894年5月，因为在舰队会操时表现卓越，又恰逢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于是管带程璧光主动请求留在北洋水师备战，其排水量为1030吨，是参战战舰中最小的。

　　9月17日14时30分，这两名弱小的“替补队员”驶入了作战海域。当“平远”号与日本旗舰“松岛”号相距2200米时，李和沉着指挥，用260毫米炮弹两次击中“松岛”号，之后，又接连击中“严岛”号。与此同时，“广丙”号也毫不示弱，击伤日本“西京丸”号，引发舰上火灾。

　　不久，“平远”“广丙”中弹起火，退出战场，向北方驶去。到了下午17时，李和与程璧光看到“靖远”号管带叶祖珪升起督旗，又赶去会合，继续作战。日舰看到形势不妙，便驶离战场。

　　在这一战中，李和与程璧光的表现尚属顽强。第二年，北洋水师在威海卫全军覆灭后，李和与程璧光被革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李和成为海军军官学校校长，1913年又当上了海军次长。程璧光后来参加兴中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海军总司令，1916年任海军总长，1918年在广州遇刺身亡，后被追赠为海军上将。且不论他们后来的飞黄腾达，仅仅看甲午海战，两人虽一度退出战场，或许有过犹豫彷徨，但一未逃跑，二未投降，其功绩不可否认。

　　“黄鼠狼”和“吴跑跑”动摇了军心

　　真正在甲午海战中贪生怕死的，当属“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此人是刘步蟾的同龄人，曾与刘步蟾同船实习，而且成绩良好，但其人品道德，和刘步蟾等同僚比起来，简直是天壤之别。

　　1894年7月25日拂晓的丰岛海战中，“济远”“广乙”遭到日本“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的突然袭击。“济远”号起初还能奋力还击，但在大副沈寿昌、二副柯建章不幸中炮牺牲后，方伯谦就下令“济远”号向西北方向开溜，不久就挂出白旗。但“吉野”号紧追不放。这时，“济远”号的水手王国成挺身而出，向“吉野”号连发4炮，其中3炮命中，使“吉野”号遭受重创，不敢再追，“济远”号才得以逃脱。回到威海卫后，方伯谦竟然谎报说“鏖战四点钟之久”，“击死倭提督”，致使“吉野舰沉没”，还想邀功请赏。李鸿章经过核实，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便找丁汝昌出气：“如无确实证据，岂能滥赏？”但李鸿章却并没有追究方伯谦的责任，仍然让他担任“济远”号管带。

　　9月17日，“济远”号与“广甲”号排在“雁行阵”左翼最左边的位置。当它前方的“致远”号在邓世昌的率领下悲壮沉没时，方伯谦竟然带着“济远”号向旅顺口方向逃去！“广甲”号看到“济远”号跑了，也无心恋战，跟着方伯谦逃出战场。此后，“靖远”“来远”“经远”“平远”“广丙”因伤暂退，谋求自救。主战海域只剩“定远”“镇远”与日舰周旋。可见，“济远”号的落荒而逃直接导致军心动摇。然而，据日方统计，“济远”号仅仅中15弹，受的是轻伤。参战水手回忆，“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都打得很好……数济远打得不行。济远船主姓黄(方)，是个熊蛋包，贪生怕死，光想躲避炮弹，满海乱窜。各船兄弟看了，没有不气愤的，都狠狠地骂：满海跑的黄鼠狼！”由于闽南语中方、黄音近，方伯谦落下个“黄鼠狼”的绰号。

　　“济远”号慌不择路，误入浅水区，仓皇中与早已搁浅在此的“扬威”号相撞，把“扬威”号撞沉了。“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愤然投海自尽，也有方伯谦这一份“功劳”。9月18日凌晨2点，方伯谦率领“济远”号最先回到旅顺，7个小时后，其他舰艇才回来。

　　跟着方伯谦逃跑的“广甲”号，则在半夜三更逃到大连湾三山岛外，“迫近丛险石滩”。熟悉情况的士兵告诉管带吴敬荣，如果继续向前开，会有搁浅的危险。可这位留过洋的管带大人不听，最终导致船底触石进水，无法驶出，吴敬荣只好弃船登岸。后来，丁汝昌派船去拖，没有成功，无奈之下只好将“广甲”号炸毁。战后，李鸿章参奏方伯谦临阵先逃，方伯谦于9月24日被押至刑场斩首。但李鸿章说吴敬荣“人尚明白可造”，仅仅“革职留营，以观后效”。两人同罪不同罚，很多人将此归结为吴敬荣与李鸿章私交很好——吴敬荣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1874年赴美国学习，回国后在北洋水师效力。1892年调任广东水师，不久升任管带。而当时的两广总督，正是李鸿章之兄李瀚章。

　　逃过一劫的吴敬荣，被丁汝昌派往威海北帮炮台协守。1895年1月30日，日军攻占威海南帮炮台后，吴敬荣继续执行“吴跑跑”策略，使日军不战而取北帮炮台。如此一跑再跑的将领，后来竟官运亨通，任广东水师“宝璧”号管带。民国成立后，还当上了总统府侍从武官，晋升海军中将，最后竟得以善终。

　　埋下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日本在黄海海战的胜利，让其国内政要欢欣鼓舞。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开会做出决定，在原属清朝的钓鱼岛上建立国标。从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

　　按照日本政府现在的说法，钓鱼岛是1884年被一个叫古贺辰四郎的日本人发现的，他看到岛上有很多信天翁，于是想采集信天翁羽毛，用来制作当时欧洲流行的羽毛帽，并出售给欧洲，于是向日本政府申请租用。1885年，日本内务大臣山县有朋命冲绳县令西村捨三勘察钓鱼岛并意图建立国标。日本政府现在称，是确认岛上并无清朝统治的痕迹后，才在1895年决定将钓鱼岛编入日本领土。

　　然而，已解密的明治十八年(1885年)日本外交文书最高级别机密文件证明，事实并非如此。日本这份机密文件记载，1885年9月，西村捨三调查后发现，这些岛屿早已经有中文名称，而且在清代出使过琉球的使臣所撰《中山传信录》中清楚描述了是中国人命名的。获悉此事的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立刻劝告内务大臣山县有朋，“由于该诸岛离清国国境很近，而且清国已取过岛名，清国报纸近期风传我国政府要占领台湾附近岛屿……此时若公然建立国标，恐招清国生疑……”，在钓鱼岛上建立国标的事“当以俟他日为宜”。可见，日本政要都明白这些岛域是“清国”的。12月25日，经山县有朋、井上馨反复磋商、权衡之后，向冲绳县下达指示：“复书面请示，目下勿建立(国标)为盼。”占有钓鱼岛的企图就此搁置。

　　但是，甲午海战爆发后，随着日军节节胜利，内务大臣野村靖于1894年12月27日致书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为在久场岛、鱼钓岛树立管辖航标事，冲绳县知事早已呈报在案。系明治十八年时，业经于贵省磋商后，以指令下达。唯因今昔情况已殊，故拟以另文将此事提交内阁会议审议。特此先行协商，敬希核夺。”很明显，野村靖所说的“今昔情况已殊”，是指清日之间胜负已料，可借此机会占领钓鱼岛。1895年1月14日，日本内阁开会决定在钓鱼岛上设立国标，编入日本领土。1896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及黄尾屿划归八重山郡，南小岛、北小岛划为国有地，并设置地籍。同年9月，日本政府将上述4岛无偿租给古贺辰四郎30年，租期到后又改为有偿1年租约的形式。1932年，4岛被转让给古贺辰四郎之子古贺善次，成为所谓的“私有地”。

　　日本擅自将钓鱼岛划归日本国土的举措，既未对国际社会宣告，也未得到中国政府的承认，是乘甲午战争之机实施的趁火打劫行为，因此其对钓鱼岛的主权主张不具有国际法规定的效力。

　　中国国运的转折点

　　放在更大的历史坐标上看，甲午战争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总枢纽——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虽然损失较大，但并未完全战败。然而，李鸿章为保存实力，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卫港内，不准巡海迎敌，这给日本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使他们对清朝的侵略更加肆无忌惮。1894年10月下旬，日本第一军从朝鲜渡过鸭绿江，入侵辽东地区；第二军自花园口登陆，侵入辽东半岛南部。11月22日，日军占领旅顺，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到1895年的威海卫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妄图保存实力、不准北洋舰队迎敌的李鸿章和清政府，实际上把中国的制海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也把数千年来东亚大国的位置送给了日本。至此，日本不仅控制了制海权，还彻底摆脱千百年来“中强日弱”“华强夷弱”的心理弱势，信心大增。

　　这一场国运之战，使中国被列强彻底轻视，中国成为东方的肥羊。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但使朝鲜脱离了清朝的藩属地位，转而为日本所控制，还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赔款2.315亿两白银。正是利用这笔费用，日本迅速扩张军事实力，一跃跻身世界列强。6年后，清政府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从此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本则在军国主义道路上越走越远，1931年发动的侵华战争，不过是甲午战争的继续和延伸。正如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郝瑞庭说的那样：“中国，输掉的不仅是一场战争，也输掉了国运，输掉了希望，输掉了本该生存与发展的一个世纪。”

　　但是，1894年这个耻辱的甲午年，也促使中国民族主义觉醒。一些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救亡图存之策，终于在1911年推翻了清朝的统治。从此，中国进入了自己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

　　1954，启航的甲午年

　　中国有了真正的海军，恢复了对朝鲜问题和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历史的车轮旋转60载后，驶入又一个甲午年。1954年春节，大街小巷的人们容光满面，因为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凯旋后的甲午年。还是在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3年浴血奋战，在1953年打退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彻底结束了60年来中国一直被列强打败的历史。当又一个甲午年来到时，中国以战胜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重建海军

　　回顾1954年，有两支部队的成立值得一提：6月19日，中央军委下令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7月22日，又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大队”。还有几次漂亮的战役值得瞩目：3月，海军航空兵2师6团击落国民党空军两架F—47飞机，这是建国后海军航空兵的首次空战；5月，华东海军根据军委指示，协同陆军展开解放东矶列岛战役，参战兵力为登陆舰艇18艘，炮艇16艘，海军航空兵2师6团负责夺取制空权，作战10天取得巨大胜利；11月，海军快艇部队展开首次作战，鱼雷艇31大队1中队在浙江大陈至渔山间海域，击沉国民党海军“太平”号护航驱逐舰。

　　这些突破和胜利表明：中国结束了自1894年以来“有海无防”的历史，一个全新的时代扬帆起航。

　　中国海军成立于1950年。首任海军司令员是肖劲光，他是湖南长沙人，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两次赴苏联学习，历任军中要职，战功赫赫。在决定组建海军时，毛泽东考虑到，现有海军大多是国民党投诚过来的，肖劲光做过改造旧军队的工作，又是高级将领中为数不多的有留苏经历的人，将来与苏联海军容易交流，比别人更具备当海军司令的条件。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肖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

　　组建海军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十分不屑：“共军一穷二白，不要说舰船没几艘，就是加上木船也没有多少条，要建海军，无异是痴人说梦！就算真的建立海军，只需海上一战，我们就能让其消失！”

　　这话虽然狂妄至极，但确实道出了海军组建之初的艰难形势。当时的装备情况概括起来就6个字：少、小、老、旧、杂、破。只有一支华东海军部队，装备是接收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的80艘舰船。其中能够称得上是军舰的只有9艘，还是中小型的。绝大部分都是小船小艇，过去只用于江防，从来没出过海。1950年3月17日，肖劲光去山东威海，想过海到刘公岛视察——那儿正是曾经北洋水师的基地，也是甲午海战的主战场之一。但没有船，肖劲光只好向当地渔民租借。渔民难以置信：“你是个海军司令，还要租我们的渔船啊？”肖劲光百感交集，对随行人员说：“记下来，1950年3月17日，海军司令肖劲光坐渔船视察刘公岛。”

　　很快，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允许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致使沿海形势更趋紧张。肖劲光请示中央军委，从全军部队中抽调曾经受过海军或商船训练的干部，到海军工作；与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携手创办大连海军学校，并组织创办了海军鱼雷快艇学校、海军航空学校、海军炮兵学校等院校，大力培养人才。在装备扩充方面，他一边组织技术人员整修旧舰艇，改造民船、商船，一边派人到香港等地购买。肖劲光还提出，要争取苏联援助，并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与苏联签订了海军装备购置等协议。从1952年起，海军从苏联进口的武器装备以及来华援助的各类顾问、专家、技术人员逐年增加。中国海军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组建起来的。

　　重返国际舞台

　　就在中国组建海军之时，甲午海战埋下的祸根——钓鱼岛问题凸显了出来。二战中，中国牵制了日军绝大部分主力，为同盟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惨痛代价。1943年，《开罗宣言》确认，“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因为当年清朝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第二条所割让“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所以日本应该归还钓鱼岛。

　　然而，1951年9月4日，美国单方面邀请了除中国以外的52个战争相关国，在旧金山举行“对日和会”，签订了非法的《旧金山和约》，将琉球列岛等交给联合国托管。9月1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宣布，旧金山“对日和会”是一个片面的会议，中国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但美国一意孤行，并于1953年在划定琉球列岛的版图时，擅自将中国的钓鱼岛划入琉球列岛，也交给联合国托管。

　　尽管钓鱼岛问题悬而未决，但中日关系进入了“民间先行”的回暖期。周恩来从维护世界和平和保障国内发展的大局出发，在1954年力促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接受日方邀请，前往东京访问。他对代表团成员说：“只要到达东京就是胜利。”他的远见，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屈服。周恩来在1954年的日内瓦五大国(中、苏、法、英、美)外长会议上，对美国干涉朝鲜、台湾等地区的行为提出了严正抗议：“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在亚洲推行的侵略政策，是造成亚洲局势紧张和不安的根源……侵略行动应该被制止，亚洲的和平应该得到保证，亚洲各国的独立和主权应该得到尊重，亚洲人民的民族权利和自由应该得到保障，对亚洲各国内政的干涉应立刻停止，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撤出，驻在亚洲各国的外国军队应该撤退……我们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和维护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国家制度不受外来干涉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要求其他国家用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

　　日内瓦会议是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召开的一次重大国际会议，参与的除了五大国，还有与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相关的多个国家。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会议。会上，周恩来真诚、坦率、机智，让世界各国首次感受到一个崭新大国的气质。周恩来的立场，赢得了许多与会国家的认同和国际舆论的好评，使得美国顽固孤立中国的立场暴露无遗。当时，美国《商业周刊》评论道，美国“企图把中国无限期排斥在世界外交舞台之外的幻想已被日内瓦会议所粉碎”。

　　站在甲午年的历史坐标上看，日内瓦会议的意义在于：60年前的甲午年，中国是战败国，任由列强瓜分，清政府失去了朝鲜和其他亚洲藩属国；而到了1954年，中国是战胜国，能够对国际会议施加影响，使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但这次会议没有触及钓鱼岛问题。1972年，美国把琉球列岛的行政权(并非主权)交给日本，其中包括钓鱼岛，这造成了日本在此后中日争端中占据优势，而美国又可随时介入的局面。中国政府至今未承认这一行动的合法性。

　　第一部宪法问世

　　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回国投入另一件大事：协助毛泽东筹备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毫无疑问，1894年甲午海战失败的根源，是统治阶级的腐败无能。在1954年，毛泽东等人考虑的，正是如何从制度上保证国家的生机和活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并且，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要承担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通过新宪法。1954年6月11日，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总结说：“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第一稿是在去年11、12月间，第二稿是在西湖，花了两个月时间。第三稿是在北京，到现在又修改多次。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期间的稿子，就有七八次修改。前后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

　　1954年9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如期举行，会议对宪法草案进行表决。出席当天会议的代表1141人，表决结果为：投票数1141张，同意1141张。结果一经宣读，全场欢腾，掌声持续了5分钟之久，庆祝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与宪法一同起航的，还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这是新中国领导人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中国社会开始向前大步迈进。2年后，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3年后，“一五”计划各项经济指标提前完成，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23%……从这个甲午年开始，中国展现出生机勃勃、万象更新的面貌。

　　2014，复兴的甲午年

　　必须要有远超日本的海军实力，强力压制日本，从根本上打消日本在甲午海战中获得的心理优势

　　“2014年是中国新的甲午年，120年前的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日本，再加上今天中日对抗似乎成了我们最大的外部挑战，这两个甲午之年的对比萦绕在不少中国人的心头。”元旦刚过，就有媒体发表这番社论。反思甲午战争、把握新的甲午年，成为中国在2014年绕不过去的重要话题。

　　“这60年让人很踏实”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今年65岁，几乎是人民海军“同龄人”。他出身军人家庭，1968年加入海军，见证了中国海军一步步发展壮大的历程。他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从1954年到2014年，这60年让人很踏实，因为中国海军一步步走得很稳。我参军时，海军基本没有大型装备，如今核潜艇有了，航空母舰也有了。中国海军不仅大了，而且强了。”

　　李杰告诉记者：“这60年，中国海军经历了4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可以叫采购引进阶段，中国海军从苏联购买了不少舰艇。到60年代末我们这代人加入海军时，大批技术人才已经成长起来，不少舰艇技术人员从海外学成归国，中国开始摸索仿制海军装备，进入了仿制阶段，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拥有了核潜艇。80年代，海军进入自主研制的阶段，但研发高精尖装备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只能研发常规装备。90年代开始，就进入全面现代化阶段。除了个别项目外，在舰型设计、武器装备、动力、指挥和通讯技术等各个方面，我们都有了自主研发能力。仅仅在2013年，就有17艘新舰艇入列。”

　　今天，中国海军已拥有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以及海军水面舰艇部队、海军潜艇部队、海军航空兵、海军岸防部队和海军陆战队五大兵种体系。除航空母舰辽宁舰外，还拥有各型舰艇2000余艘，各类飞机近千架，现役兵力20多万人，占解放军总人数的10%。李杰说：“辽宁舰从吨位和块头上说，已经是世界第二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即使不说达到了美俄的水平，起码也和英法旗鼓相当。导弹驱逐舰经过这些年井喷式发展，吨位、航速和武器装备已经是世界级的。过去没有大型两栖登陆舰，现在也有了，而且还会有更好的。中国海军实力正朝着世界大国海军的标准发展。”

　　站在第三个甲午年的时间节点上，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的一番话更让国人振奋。“党的十八大作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决策，这是中华民族千年历史开天辟地的第一回，重陆轻海的民族意识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在第一个甲午年，李鸿章和清政府拱手把制海权让给日本；在第三个甲午年，中国人的海洋意识已空前强烈。

　　复兴的中国面临“四海”危机

　　支撑中国海军突飞猛进的，是国家实力的复兴。如果说在1894年第一个甲午年，中国跌入国家实力的低谷，在1954年第二个甲午年，中国开始成为崭新的力量，那么在2014年第三个甲午年到来之际，中国复兴已是举世公认。

　　美国兰德公司公布的2012年综合国力排名显示，中国的综合国力排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之后，列第五位，把日本抛到了身后。如果只看经济指标，中国在2011年就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中国2013年的GDP总额是日本的1.5倍。科技“全面开花”：掌握了载人飞行、空间出舱、空间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研制出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第一座中子反应堆首次达到临界……这些都已领先日本。在国际上，中国成为世界媒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国家名称之一。从亚洲邻国，到辽阔非洲，乃至美国的传统“后院”拉丁美洲，世界各个角落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这是二战后，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

　　但是，复兴的中国依然面临外部挑战。中国是所有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实现统一的；中国有万里海疆，但挺进大洋的道路却异常艰难；黄海、东海、台海和南海4个方向均有争端，有人概括为“四海”危机；中日钓鱼岛争端更是牵连着复杂的民族情感。

　　那么，此时回望120年前的黄海硝烟，甲午海战能告诉我们什么？

　　甲午海战告诉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们，一个政府必须杜绝腐败，奋发图强。甲午海战前，日本间谍荒尾精向日本参谋本部提交报告，说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建议日本抓住机会，先发制人。海战后，另一个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又提交报告，说清朝“人心腐败已达极点”，并断言，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清朝“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十几年后，其预言应验。

　　甲午海战，正是由于清廷的上下腐败而失败的——1894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为办好这个大寿，清廷屡次谕令对外要以和为贵，并不惜挪用海军军费。而朝中文武百官莫不挖空心思，搜刮民脂民膏，以给慈禧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就连为北洋舰队运煤的官员都要徇私舞弊，运一些碎煤充数，致使舰队在海上冒着浓重的黑烟，过早被日舰发现。这些碎煤还导致交战过程中军舰“汽力”不足，战斗力下降。而为北洋舰队制造弹药的官员，也在贪污受贿，所产弹药质量很差，亦严重影响了战斗效果。总之，腐败的封建制度酿成了甲午海战的失败，也最终葬送了它自己。

　　它告诉我们，一支军队必须奋勇作战，团结对外。丁一平在为《海军杂志》的《重读甲午海战》专栏所作的序中写道：“北洋舰队官兵在甲午海战中视死如归，英勇杀敌。北洋舰队将领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宁死不屈，自杀殉国，保持了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批优秀的军人，绝大多数人治军勤勉，刻苦学习西方海军建设经验，努力钻研海军战术，抱定必死的决心，英勇无畏作战。纵观世界海战史，一支海军舰队在一场海战中战死或自杀殉国、尽节以忠的将领占到高级指挥军官半数以上是极为罕见的。”

　　但是，与前方将士的以身殉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队最高指挥层和朝廷实权派。他们在干什么呢？在忙于拉帮结派，明争暗斗，面对近在咫尺的战争危险，依旧心存侥幸，消极应对，是战是和迟疑不决，战略指导摇摆不定，战争指挥失当无能。包括李鸿章本人也是如此。但无论是李鸿章还是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都无力实现朝野一心、一致对外。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出了问题。

　　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必须反思历史，务实向上。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出了大量的间谍到中国活动，他们把中国的乡间小路、偏远山区的煤矿都标在了地图上。可以说，正是他们的务实工作，使得日本政府了解了中国的山川地理、商贸经济以及民族特性。正是从那时起，日本了解中国，就比中国了解日本多得多，直到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经常把日本人称作“小日本儿”，如此一来似乎我们心理上就占了上风，我们有些人不屑于去研究他们，自大地认为日本的一切，根源都在中国，对此，日本人从不否认。但是，执着、务实、精细这些中华文化根源里固有的品质，我们又延续下来了吗？当谴责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时，我们是否想过，那个可恶的老头儿为了使钓鱼岛“国有化”花费了将近40年的工夫，几乎贯穿其整个政治生涯，我们能为一件看起来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大事而付出一生精力吗？

　　这种自我反思必然是痛苦的。正如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所写：“屈辱的历史必然是苦涩的，令人痛心的，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一个能深刻自省的民族，才是希望的民族。”“对待历史的态度，尤其是对待曲折历史的态度，就像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是一个有着5000年悠久文明中华民族的应有之义，是一个正在觉醒、成熟、崛起的伟大民族应有的历史担当。”

　　它告诉我们，对日本必须永远警惕，压制其气焰。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杰说：“甲午海战让日本确立了对中国的心理优势，这种心理优势直到今天也没消除。因为二战时中国没攻入日本本土，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没有打败自己，对中国并不服气。这是日本现在仍然猖狂的原因之一。日本至今还有当亚洲霸主的野心，所以才在海洋问题上挑衅中国。想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有远超日本的海军实力，用强力压制日本，才能从根本上打消日本在甲午海战中获得的心理优势。就像1945年苏联红军横扫日本关东军之后，才打消了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取胜后确立的心理优势那样。在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如果出现了小规模摩擦，中国海军必须压制住日本，只有这样日本才会在海洋问题上有所收敛。”